On institutional level, through his efforts of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s of ruling coalition and other state-society relations, Nakasone changed the ability and approach of Japanese state’s embeddedness. In the same process, Nakasone tried to get the state rid of “unnecessary” commitments and constraints in order to gain more autonomy to initiate the national priority and agenda. He acquired advantageous domestic political basis for his great design. In this sense, the ultimate end of the reform is not a free market, but a free state.

所谓佳句是指最后加粗的那句话。这就是使用自然语言而非数学语言表述所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默示的启发性。

哈哈！越看越喜欢。

这两天在看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的自传，现在大概看了50多页。作为战前一个大资本家（尽管不是超级资本家，但也挺大了）家庭的长子，战时的海军技术军官和战后日本最传奇企业的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的自述让我产生了许多对于那些年代的日本的思考，和一些学术著作对照起来就更有所得了。

日本法西斯的缘起中的“下层革命”因素以及资本家阶级对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态度：实际上相当微妙，应该说，从心里来说，资本家都不喜欢军人政府，也不希望战争，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和深明大义，主要是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一战期间的繁荣对于日本来说是一种虚浮的成就，它的基础毕竟比西方老牌强国还是差得远，所以等到西方结束战争，重新进入世界市场的争夺的时候，日本的经济从20年代开始进入了长期不景气。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20年代同时大致是所谓“大正民主”时代，也就是说，议会政党（相对于军队和官僚）似乎占据政治主导权的时代，同时，也是所谓协调外交时代，协调是指与西方强国协调，这个时期的日本虽然并非没有侵略行为，但是总的来说，其扩张主义并非如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那么肆无忌惮，而其经济政策也是比较偏向自由主义的时期。大正民主时代的政党（主要是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背后是在明治工业化时期成长起来的资本家阶级，比如三菱和三井就分别支持政友会和民政党。我们发现，政党政治——资本家主导——自由主义经济——协调主义外交重合在这一个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这里并不扩展开去从学理上具体分析为什么这四者在当时同时出现在日本，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结论，就是这样的体制对于城市大资产阶级极其有利，而中小企业和农村（这两者及其关系者包括了日本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则遭受到长期的萧条，一种极度不满的情绪正在酝酿并等待爆发。而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兴起，这种情绪是其最终要的基础之一，这是能够得到充分证明的：从指导思想角度，北一辉可以代表这一翼，而大川周明可以代表另外一个来源，当然他们也有共同点；从参加成员来说，发动二二六事变和之前许许多多针对政治家和资本家的所谓天诛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士兵或是低级军官；从其后政府镇压陆军革新派之后的政策来看，国家军国主义和草根法西斯主义合流，将两方面的诉求都体现在了政策中，这种合流如果和对于日本亚洲主义思想的流变相比较，将会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我们会发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缘起和性质与西方稍有不同，是国家自明治以来的现代化诉求、扩张主义的超民族主义、下层民众的对于特权阶层的极度不满以及中央官僚意图排除政党影响以便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些因素混合成的变态的潮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超越不完善和不合理的明治国家和社会制度第一次尝试，是战后改革的先声——虽然，这次超越的尝试很不成功并且给所有有关系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由于上述分析，战争期间的政局是，政治家和大资本家或是被排斥，或是被暗杀，总之不再占据政治主流，国家的政权由革新官僚（reformist bureaucrats）和扩张主义的陆军当局利用下层民众的支持而主导。在这一情况下，大资本家不遵循指令是不行的，因为有正式的行政压制和非正式的暗杀行动（天诛）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逐渐接受国家管制，转向军火生产，并且支持战争，然而从心底里，他们对于战争是疑虑的，这从盛田昭夫对于他们家庭成员和他自己的心理描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顺便提一句，战后，盟军利用purge和破坏财阀的政策，将法西斯军人、大资本家都消灭了，而战前的政治家也大大削弱，唯一剩下的革新官僚势力却安然无恙，这是战后日本体制的开端，即建筑在革新官僚通过对于战前和战争体制的反思之上而设计出的新社会体制，战后无论是政界，财界还是整个社会的“官僚化现象”，是官僚霸权的具体表现，这一霸权在战后的前30年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挑战，这段时间也正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相吻合。

    开学了，大概写日志的频率就不可能像假期里那样了，这学期估计能忙死我，不过能从假期散了架的状态下恢复过来还是感觉不错。

    如果接着上面写的关于日本现代化与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的主题的话，现在该写到日本的亚洲主义了。上个学期的“日本政治”课上，我曾经就这一个问题作过一次presentation，我当时的意图是，这一部分不论对于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来说，都是日本与中、韩关系中最微妙和难于理解的部分。今天为了写这一节内容，我重新翻阅了一下上一次写的材料，结果令人汗颜——今天我能写出来的东西完全超越不了上次那篇文章，实际上，我今天重看的时候就像在看老师发的材料一样，属于学习的过程。所以，我突然意识到，之前所作的计划的确是太过于自大了，我还需要更多的积累，才能超越自己，现在就打算把日本近代化史清晰地论述一遍反而会束缚我的前进。

    开学啦，开始脚踏实地做事吧！！やる気が出る！！

4．《大国的兴衰》在当代的意义和对于中国战略的思考

Ø         作者在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在当代是否仍然成立？也就是说，经济实力决定大国军事实力，从而决定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基本论点是否仍然成立呢？

作者以二战结束之前的历史论证了其基本论点在数百年大国争霸历史中的正确性，然而，由于自战后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国际政治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鉴于作者将大国实力设定为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战后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大国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战，所以作者的论证在战后这一阶段并不是那么有力的。

从二战至今，以下变化使得大国竞争显示了新的特征：

1．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克劳塞维茨的名言的意思是，战争应该是以政治目的为依归的，完全按照纯军事的技术观点指导战争，将使战争由理性的政治行为蜕化为暴力逻辑下毁灭一切的疯狂行径。国际政治中，国家最大和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安全，虽然这个词涵义丰富，但是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生存，这意味着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核战争超越了一切人类可能的理性政治目的，所以核武器使得大国之间的无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当然，如果有疯子掌握了核武库这就有疑问了，因为这是建立在国家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对于国家来说，大规模人员、自然资源和工业资源动员能力只是在大规模的无限战争中才能起到最大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措施，是国家在生死存亡关头拼尽全力的一搏。如果是有限战争，即便战争发生在大国之间，经济实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就能发挥更重要的和出其不意的影响，比如普法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就比较近的例子而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都显示出在有限目的战争的条件下，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优势有时不能充分发挥，更不用说决定胜负了。

2．冷战之后所发生的历次地区冲突，其快速、高技术、兵力小型化和信息化的特点使得以大规模动员能力为圭臬的总体战思想显得像是上个世纪的遗物。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似乎已经转变为了是否具有高技术的常备军，战时动员根本就赶不上现代战争的步伐。以海湾战争，北约对于南联盟的空袭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来看，这样的趋势渐渐加强。

战争的有限化、短期化和高技术化使得经济实力决定论似乎过时了。

然而，笔者认为，变化的产生不容置疑，但是，这种变化只是表现了经济实力这一因素在新时代内涵的变化，而并不根本动摇其对于国际政治结构的决定作用。而且，有些所谓的新趋势，也并未充分证明冷战后的大国冲突一定也会遵循海湾战争模式。

就战争的有限化和短期化毋宁说是对于国家的动员能力提出了速度上的更高的要求，全国从领导层到基层更迅速的战时体制转换，国家军力和资源在冲突地区的更高速集结等等都是这种新要求的表现。另外，实际上这样的短期战争把常备军变成了一种“提前动员”，现在常备军的作用更像是欧洲宗教战争时期用国家财政力量勉力支撑的王家军队，而不是一战和二战那种总体战时期的核心军队概念——前者是用来一击定胜负的，后者则是作为大规模动员起来的后备军的框架的，即提供初期大部分军官、参谋人员以及新兵训练人员。而高技术化的趋势使得这一常备军越来越与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紧密联系起来。

高技术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对于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首先是一个很直接的后果，就是单一武器系统的价格飞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军F-22与F-16的比较，后者单机造价在2000万美元之下，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战斗机之一；而前者单机造价高达3.5亿美元，即便是富有的美国空军也只能负担183架的订单，并且这一系统未经验证。第二个后果在于，现在比较流行的信息化建设以及作为信息化军队基础的机械化建设都是建立在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之上的。后者毋庸讳言，前者所需要的国家网络建设，卫星系统的建设等都对国家经济技术实力提出了考验。最后，就高技术本身而言，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发展不出高技术武器系统及其辅助工具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神洲系列飞船引起了西方军事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代表了中国工业总体水平的巨大发展。

对于经济实力过时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置疑，就是这一假设也没有得到充分验证。上述的历次地区冲突都是具有特定有利条件的（以海湾战争为例，从沙特出发的沙漠风暴部队很容易就能够将伊拉克机械化大部队截断于靠近科威特前线的广袤沙漠，切断其与后方联系及使之成为活靶），并且双方力量实在悬殊，实际上并非大国战争。当高技术的美军现在在伊拉克举步维艰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的新军事革命就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人们发现，美军的后备力量不足，且基本装备缺乏，拥有无数军事卫星和所有最昂贵武器系统的美军却直接向国防部抱怨大量短缺加强其悍马车防御力的钢板，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所以，我认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在未来的大国冲突中仍将是其决定性作用的。

Ø         对于中国战略的思考

1．  大战略和资源分配：近年来，中国被广泛地视为崛起中的大国。稳步增长的经济，庞大的幅员、资源和人口，都赋予了中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重要条件。但是，就像所有历史上的大国一样，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实力以及资源分配方面的问题和弱点——中国也亟需确立适合自己的大战略来维护自己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中国实力的增长还需要时间，中国克服周边不利的环境还需要加大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努力。现实的困难在于，以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为代表的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有恶化的趋势，虽然中国通过外交暂时还是能够稳定住这两个地区，但是军力发展的需要实际上已经比改革开放初期要迫切，像当时那样的急剧削减和压制军队预算在今天并不明智，近几年军队预算一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表明了中国政府决心为战争做好准备从而达到延迟和阻止战争的目的的战略。但是，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军力的扩张一定要适合于中国通过适当地军事威慑来稳定地区局势的战略目的，过当的话不仅将对国家长期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也将对外交产生副作用。

2．  用战略眼光看世界和进行“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中国应该更加习惯于用战略眼光关注世界政治和军事的发展。这些最近发生的事件可能预示着新时代经济实力的新特点和新内涵。比如，美军近年来在发展高尖端武器时不遗余力，并且逐渐转型为一支更加精简和专业的军队。这样类型的军队在海湾战争和对前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这样的战争是小规模的、目标有限的和短期的战争。最近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就显得不适应了，已经有许多美军退役将军发表评论认为，当前这支美军在新军事改革方针下，已经变得不堪伊拉克的重负。由此，我们可以思考，是否当代经济实力的内涵已经又由打长时间总体战所必要的总体工业实力变化为单纯强调高技术能力呢？类似于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时间总体战真的已经过时了吗？而所谓“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是指中国要扬长避短，在尽力发展高技术的同时，未必要遵循美国路线发展像F-22这样的武器系统，3架J-10在合理的指挥和地面支持下和F-22大概也至少是平手吧。另外，鉴于中国还并非一个全球超级大国，中国军队的关注点可以不必考虑全球战略适应性，只要专注于台湾地区等特定地区，发展适合的战法和武器系统。

应人之邀，捉刀代笔，呵呵。未完待续。

（一）基本观点，论证方法和政策含义

1．基本观点

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是“就世界格局而论，财富同力量，换句话说，即经济实力同军事实力总是相对的”[1]，国际政治均势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技术的进步和发展”[2]以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

再简而言之：作为大国权力基础的军事实力在根本上被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大国战略地位和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

对于作者的这一基本观点，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作者在论及国际政治均势时，其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体系中所包含的主要大国上。作者认为，只有主要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迁才能真正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另外，随着本书主题的深入，读者也能发现，只有当发生真正的大国之间或者是以主要大国为核心的敌对联盟之间的战争或者冲突的时候，经济实力才能被视为最后的决定因素。（比如，对于小国来说，外交技巧或者是有限和适当的军事战略可能会克服其在综合实力上的劣势。越南与美国在越战中的对抗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研究对象限定于大国，是本书基本论点的限制性条件。

2．在本书中，作者主要采用了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流派对于国家权力、国家战略地位、现代国际体系基本特点和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些假设和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基本概念的国家权力主要被定义为国家的军事实力。

3．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作为核心概念，其内涵并非单一不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一点在下文将述及），但是，大国的经济实力最终决定其军事实力，并进而决定其在大国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基本论点贯彻始终。

2．论证方法

为了证明上述基本论点，作者将理论融合在历史之中，进行论述。实际上，作者在史论结合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出色，既表现了历史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性，又基本上做到没有以历史适应理论框架的迹象。当然，这也是由于作者为其基本假设设定了很好的限度和适用范围，从而避免了一个过于普遍的命题的缘故。

作者作为历史学家，非常清楚即便是在大国竞争的范畴中，经济实力也远非唯一产生影响的因素。诸如人口、意识形态、社会凝聚力、地缘政治条件等等都能在不同的时代和场合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本书将大约500年的历史分为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并且指出，在不同时代，时代特征决定了有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变量，而且，不同时代中，经济实力的内涵也是不同的。作者再进一步依据国际政治结构的变迁，在每一时代中又划分了更小的时期，并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大致来说，在前工业时代，作者通过分析哈普斯堡王朝和法国在欧洲发动的争霸战争指出，国家的财政金融能力、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在哈普斯堡争霸时期初露端倪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充分展现力量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都能对于大国实力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经济实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财政和金融能力。

而在工业化时代，上述的诸因素仍然在起作用，然而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在经济实力的范畴中，一国的工业基础（包括产量、技术水平、工业基础设施等等）的地位大大上升，国家财政和金融仍然重要，但是不再那么生死攸关。同时，工业化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压倒性力量把非欧洲世界拉进了全球均势体系，殖民地争夺成为了大国之间的新战场并且往往最终在各个帝国的中心——欧洲——导致政治上的后果。这一变化产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是，虽然一开始非欧洲世界各个国家的地位是“晦暗”的，然而渐渐地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最终产生了足以参与全球大国政治博弈的国家。

正如上述，作者意识到了多种因素的存在，没有利用自圆其说的历史阐释来回避这些因素，相反地，他在追溯历史的时候，首先列举出了哪些因素是重要的，然后通过进一步论述和比较来说明在任何时代，经济实力都发挥着最后决定的作用。

在前工业化时期，地缘政治条件和现代民族主义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力是以其对于国家资源分配具有的影响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国家资源，在这一时期的背景下主要是军事资源及其背后的财政金融资源，才是决定性的。

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自然不容小视，从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力量就可以知道。但是，现代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而有时有欺骗性的概念，其作用和后果之间的界线常常是模糊而不易界定的——民族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动员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是否也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由国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对于动员能力的需要而导致的呢？实际上，即便是在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部份）所谓“原发”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国家（state）而民族（nation），而非反之。由此出发，对于大国来说，对于可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渴求才是第一位的。

在工业化时代，即19世纪之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深入，不仅改变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内涵，而且使得国家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地缘政治条件和人口固然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就一战期间的俄国来看，由于其在工业基础这一方面的巨大差距而最终无法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人口力量，俄国的“蒸汽压路机”最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上撞得粉碎。至于民族主义的因素，在19世纪之后的欧洲，除了奥匈帝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已经是比较标准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了，由于这一因素已经变成普遍的情况，它对于国际政治结构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

3．作者对于未来的预测和本作的政策涵义

本书写就于1987年，并且很快在美国成为了畅销书籍。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如此效应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作者在写作的手法和内容安排上同时兼顾了学者与一般作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做出的大胆预测——由于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和其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使得其国家资源的分配指向偏离于其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基础，从而将最终导致美国的衰落——和当时美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社会气氛的契合。

在经历了伴随着越战以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低落和退却时期之后，美国在里根时代似乎恢复了其对于苏联的优势，新一轮军事竞赛再次展开，并且美国占据了优势。然而，这样的成就却并不完美。美国的经济地位，无论是国家财政金融能力还是工业基础，都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国家财政赤字巨大，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安全；在外贸以及国内市场遭遇德国尤其是日本的竞争，使得美国的工业举步维艰。就贸易而言，高涨的石油价格没有挡住日本人，广场协议后急剧升值的日元也作用不大，反而导致日本富余资本大举“收购美国”。美国工业界和社会公众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美国的未来似乎充满疑问，《日本第一》这样的书名背后更深的地方恐怕是美国的危机意识。

尽管由于日本的崛起，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结构才真正发生逆转，中国丧失原有的地区霸主地位，而且现在由于一个强大且外交政策对中国并不怎么友好的日本的存在令人头疼不已，但是，作为一个同样来自于曾经受到殖民威胁的现代化后进国家，我发自内心钦佩日本的努力，就历史而言，确实可歌可泣。

日本为了成为一流国家而付出的努力简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从明治初年就可以看出来，其涉及范围之广泛，程度之深令人不能不震撼。许多在时人乃至于今人的眼中绝不光彩的事情，其实都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一部分。比如所谓鹿鸣馆外交，即用极其西式的洋馆和化装舞会来向西方国家表示自己的西化，或者用当时的话，文明开化。明治的领袖们希望凭借这样的表现来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但是，不能低估这样的活动的意义，不能认为这仅仅是腐败堕落，如果一个自傲的民族愿意作出这样低头屈膝的举动，我觉得他们的决心不可估量，这是日本让我觉得可怕的地方之一。（而且，事实上，这样的晚会尽管确实有媚外之嫌，而且看似腐化而无意义，其实是走向真正近代外交的第一步，请注意当时西方主宰一切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外交直到很近的时候才慢慢摸到门道。这中间还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民国外交传统的隔断，使得这个过程又迟滞了多年。当然，人民共和国时代绝非只起到了负作用，相反，我把49年之后的中国视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即便是许多大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也是中国的领袖和人民伟大尝试的一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日本在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很快就意识到，光有外表是不能获得西方的认同的，必须有力量。当时，世界上并没有作为现代政治学分支的国际政治学的存在，然而西方国际政治的本质——权力——很快就被日本所领会了。为了快速获取权力（不仅要绝对数量上增强，还要在相对意义上超过对手），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结盟，二是迅速增强自己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后者包括了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扩张战略。就日本的战略而言，自明治维新，政府的大战略始终没有远离过第二个途径，所谓自助者天助，所谓物竞天择，这相当符合当时的思潮和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特点。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近代日本的外交思潮中，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始终不绝如缕地存在着一个结盟战略的脉络，即和东亚国家结盟来对抗西方强国。这一脉络在历史中，由不同的人物、机构、外交决策和政治事件所表现出来，通过这些极其复杂但是鲜活的历史人物和现象，我们就能发现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说军国主义，或者说法西斯主义的来源和本质，也能对于日中之间延续至今日的历史纠葛有更深的理解。

   今天终于把Thomas C. Smith的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1868～188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55) 看完了。果然无愧于经典之称。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开始注重对于东亚地区的研究，顺应这一潮流，以费正清和赖肖尔为首的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得以建立，美国整整一代东亚问题专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哈佛东亚学派的影响，史密斯即属一例。于后来美国学术界更加细化的专业分配体系不同，像史密斯这样的学者不仅是日本研究的学者，也具有不错的中国问题的知识背景，这使得他的这本关于日本早期工业化的著作或明或暗地总与中国有所比较，产生了不少洞见。

    日本的现代化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作为非西方国家中最成功的范例，日本的经验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latecomers of modernization)很有启示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明治维新的初期（1868～1894），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标准称呼，属于事后聪明的那一种，在当时人的眼中，这个时期是“同光中兴”。和日本相比，同样是轰轰烈烈的工业运动，中兴名臣（对应于维新志士），以及非常相似的内忧外患，为什么中国最终失败而日本成功了？

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似乎更有胜机——70年代中后期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功，曾纪泽的外交折冲，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南疆的有限胜利，北洋舰队在远东的称霸以及全国各地逐渐兴办起来的现代工业——这一切都使当时的日本相形见拙。那么失败的原因到底隐藏在哪里？

教科书标准回答：腐败的清政府和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不能超越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无法引领现代化。

呵！中国人谈玄的本领真是已经到了天下一绝的地步了，可以什么现实都不谈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种程度的探讨是不能得到什么对于未来的启示的。

今天这里不是写论文，所以就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关于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在西方学术界有着汗牛充栋的论著，根据不同的标准和层面，能有许多定义，我无力在此取舍或是归纳。但是，以国家而论，或者更具体而言，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论，现代化主要是由一个松散的传统式帝国，转变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具有极强动员能力、能够支持现代工业、承担现代国家义务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我最欣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作为补充，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也是不错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缘起、发展和功能，需要对于西欧自中世纪后期，即15世纪之后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政治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这里不再多言。）

    第二，由上述的意见出发，考察中日两国的所谓维新和中兴，就能发现表面相似下的不同。

同光中兴的基本单位在于省，其所谓中兴名臣大多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曾左胡李，以及稍微后进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都是以督抚之职来进行活动的。这种地方汉人督抚权重的趋势，应该说始于镇压太平天国，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军兴起，所谓地方军，指主要地方支持，以保卫乡梓为第一要务，对于中央多少保持独立性而与中央军相区别的军队。要支持这样的军队，地方逐渐掌握了税收权（以各地逐渐风行的厘金为代表），而有了财权，就能建设地方工业来支持地方军队，洋务运动的第一批工业几乎完全都是这种模式的产物，以后的工业建设也大体如此。封疆大吏在中央的地位以其地方实力为基础，所以他们愈加着意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中国的同光中兴，是建立在中央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的基础上，是一个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省的行为，而非国家行为。而且工业化建设越是发达，就代表了中央权力的更加衰弱。

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标志是德川幕府的垮台和新的明治政府的建立。这与中国的朝代更替是不同的。德川幕府是真正的类似于学术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以实际来说，德川幕府不过是全国数百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藩之中最大的一个，这和中国秦以后大一统中央王朝是完全不同的。以中国传统历史而言，可以这么说，德川幕府的统治是霸道，不是王道。所以，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化(centralization)的过程。而之后的发展，也是继续了这一趋势，比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征兵制中央陆军等等等等。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也是在这一中央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工业的发展并且促进了中央集权化。

这里所提及的只是就centralization和decentralization一个方面的比较，就上述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而言，还有许多其它的方面可以进行很有意义的比较。不过，通过这一方面的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尽管表面上极其相似，在实际上，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确在走向我们所谓的现代性，是现代化；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恰恰是走向了反现代化的一面。（顺便提一句，国内大部分文献，提及现代化都是直接一个词就可以了，不作任何解释，大众传媒如此也就罢了，学术界也往往如此就不可原谅了。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就没对过，连接近都没接近过。这个概念的厘清与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latecomer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已经与国际学术界恢复交流20多年的今天，这种现象真是令人痛心。）

第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这个题目是我一直思索的，然而不敢说有答案，哪怕是一小部分。有几种可以参考的模式，比如钱穆的明清政治腐败论（这一腐败与通常所谓，涵义大相径庭，参阅三联书店版的钱穆作品集中论及中国传统政治的几册可知）。还有晚清革命者所普遍持有以及近来又被再发现的民族主义冲突论。追溯到乡村政权中乡绅作用的基层政治论等等等等。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似也都有缺陷，日后有暇，当再细思。

第四，后果。和Smith对于日本早期工业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描述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被耽误的工业化（delayed industrialization）在中日这样的国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农村手工业的败坏导致农村经济凋敝，外侮的进一步加深导致中央精英阶层的动荡和分裂，社会的逐渐殖民地化和原有道德及价值体系的崩坏，随之而来的社会机制（institution）的破坏和无法重建……这样的社会是动荡的，而且必定最终走向激进化。社会革命最后会成为唯一的希望，然而这种代价太高昂了。在革命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现在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这种代价。

这是我对于中日早期现代化比较的一些想法姑且录之于此。Smith的著作对于思考后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普遍理论也有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这里就略去了。

    直到今天，每当日本遇到什么含有外来因素的困难事态的时候，其主流媒体仍然会不约而同地使用“黒船”（Kurohune）的比喻。就像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一样，当美国舰队提督佩里带着他的黑船出现在东京湾的时候，日本的近代开始了。

    如果要给日本的近代做一个分期的话，我倾向于把第一个阶段划到1894年，因为日本帝国的出现，始于与中国清朝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从1894年开始由国内的思潮变成了历史的现实。然而，把任何概念不加任何检验而用于特定的历史案例都是不谨慎的，这样的普适性叙述会掩盖微妙但往往重要的本质特点。日本的帝国主义与欧洲、美国有着某些不同的本源、诉求和表现。了解这些，要先从日本的前帝国主义时代开始。

    从黑船来航到明治维新之间的这段时间，日本人称之为幕末时代，意即德川幕府最后的时光。日本人对于这个幕末以及甲午战争（日人称为日清战争，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偏好甲午战争，就像国内学者写到“满洲”时都加引号一样，尽管呼吁理性，但是也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尊严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说句闲话，我看了章子怡刚拍的艺妓回忆录就火大，演日本人没关系，可是这样一个明显提及“满洲”，以及日本在“满洲”的军事、经济活动的电影，她居然也敢接，真是对于所有国人的亵渎，与那些坚持给“满洲”加引号、称符拉迪沃夫斯克为海参崴的中国人相比，这种人应该遭到唾弃。废话有点多了，呵呵）之前的明治时代，有着解不开的情结，无数的回忆录、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动画片，述说着不同角度观察下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就我来说，为了简便起见，我把日本近代的第一阶段统称为幕末，这样说有我的道理，因为不管是真正的幕末，还是广义的幕末，其历史的作用是同一而延续的，尽管始终伴随着改天换地的变化。幕末的日本，通过无数的内战、动乱、政争中，牢固地确立了两件事：第一，日本要赶上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一流国家”，摆脱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耻辱；第二，日本政府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挫败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先要变强，为了变强不顾一切，吞灭弱者不是罪过，“弱”本身才是罪过。

    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日本文化人。我并不同意他的全部观点，开句玩笑，他还需要接受中国的革命教育。可是我赞赏他的思索，他对于日本的近代的思索极其广泛和深刻，日本和中国都需要这样的思考。（我不得不说，由于中国学术从30年代开始的激进化，以及建国后学术上的断层，对于中国近代的真正探究已经极其落后，令人扼腕。）司马辽太郎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他的小说——“坂上之云”。小说以上述的时代为背景，叙述了三个不同的历史人物的故事。情节不必多论，这个标题，正是时代的绝佳写照。

    坂是那种连山都算不上的小土丘，可是虽然不高，却足以遮挡人的视线。这种“坂”在日本连绵不绝。不顾一切追逐坂上之云的日本人，翻过了一个又一个高高低低的坂，却始终发现那朵云彩飘在更前面的那个之上。这样的追逐让日本人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生活之美的理解，不断地把日本带进悲剧之中。这不只是指1945之前，恐怕至今日本仍然没有从中解脱出来。

历史对中国和日本开了个大玩笑，我的新头衔对我来说也好像是个玩笑，想培养亲中派，自己却先变成了“亲日派”，呵呵。

说起亲日派，大概马上就联想到了汉奸，然后就是一个身穿日军军服，斜挎盒子枪，点头哈腰叫着“太君”的形象。中国自然有汉奸。有的是为了生存，有的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有的是由于对日本的好感而忘了自己的本源……不管为什么，当了汉奸，再可怜，再无奈，再悔恨，也总是永远成了被唾骂的对象。我能承认他们的理由或许存在，但是这些理由不能使得他们的行为正当化，人毕竟应该是有原则的。

然而，亲日派不一定是汉奸。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绝对不乏亲日派，而且是一群至今仍然受人尊敬、载入史册的亲日派，他们之所以亲日而不是汉奸，是因为他们思索和行动的起点和终点，也始终是中国。

我可以列举一些出来，比如说孙中山，宋教仁，张群，戴季陶……同盟会创建大会的会场是在头山满的家里，而头山满是我们通过香港功夫电影而熟悉的黑龙会会长。宋教仁和一个叫北一辉的日本人有着深厚的关系，他们一起为中国革命奔走了10年，宋教仁被刺以后，北一辉曾经试图潜回中国为他复仇（当时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也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就是这个北一辉，在30年代成为了日本两个最有影响的“法西斯”思想家之一，他由于涉嫌煽动二二六事件而被处死。他的墓碑由当时已经是国民党元老的张群题词，他的妻子和孩子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照顾，不过请记住当时的时代，他死的时候已经是1937年了，就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戴季陶是国民党第一号理论家，精通日语，和日本政界上层有很广泛的交往，他在20年代写就的《日本论》，到了现在，仍然是国内日本学界的必读书之一。尽管到了30年代，他的作品中对于日本的意见就已经完全改变到严厉和仇恨的方面，但是，仔细读《日本论》，戴季陶的评论、描述和批评中，有着作者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哀伤、忧愁和希望。

那个时代，中日之间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数不胜数。这里只说几个最有名的例子而已。

由于汉奸的确实存在，亲日派总是让人疑虑，似乎亲日的必然发展就是卖国。然而中山先生这样的亲日派，恐怕永远也扯不上卖国的罪名吧。理解中日关系，就要从理解中山先生及其同辈的中日志士所生长、活动的时代开始。

说了这些，一方面，自然，是为我的这顶帽子辩护，另一方面，国内某些人也确实应该降降温，清醒清醒。反日不要紧，任何人都有反日的自由，然而反日到了反理性的地步，就是混蛋了，对于国家来说，这是自杀行为。在国内的环境下，那些顶住压力，理性和认真地探讨问题的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爱国者。

从书上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从前，有个人素有大志，总觉得和他村人的生活生活太平庸，所以发誓要学得一身绝技，为此，他离乡远游、寻师求艺。过了许多年，他回到了家乡，人们都问他学到了什么。他说，我学会了屠龙术，说着，就比划着怎么先抓住龙的鳞片，爬到龙背上，从哪里下刀杀龙……他大汗淋漓，但是洋洋得意。这时，一个旁观者问他：“可是，你到哪里去找龙杀呢？”这位妄言屠龙的仁兄当即无言。